译文
是谁开辟了通向湖心孤山的道路?长满青草的小道像少女的绿色裙腰弯弯斜斜。
九月九日重阳佳节,我勉强登上高处远眺,然而在这战乱的行军途中,没有(you)谁能送酒来。我心情沉重地遥望我的故乡长安,那菊花大概傍在这战场零星的开放了。
北海里有一条鱼,它的名字叫鲲。鲲非(fei)常巨大,不知道有几千里。鲲变化成为鸟,它的名字就叫做鹏。鹏的脊背,也不知道有几千里长;当它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,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。这只鸟,大风吹动海水的时候就要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去(qu)了。南方的大海是一个天然的大池子。 《齐谐》这本书,是记载一些怪异事情的书。书上记载:“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,翅膀拍打水面,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,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,乘着六月的风离开了北海。”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,飘飘扬扬的尘埃,活动着的生物都因为风吹而运动。天空苍苍茫茫的,难道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?它的辽阔高远也是没有尽头的吗?鹏往下看的时候,看见的应该也是这个样子。 如果聚集的水不深,那么它就没有负载一艘大船的力量了。在堂前低洼的地方倒上一杯水,一棵小草就能被当作是一艘船,放一个杯子在上面就会被粘住,这是水浅而船却大的原因。如果聚集的风不够强大的话,那么负载一个巨大的翅膀也就没有力量了。因此,鹏在九万里的高空飞行,风就在它的身下了,凭借着风力,背负着青天毫无阻挡,然后才开始朝南飞。 蝉和小斑鸠讥笑鹏说:“我们奋力而飞,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,有时飞不上去,落在地上就是了。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?”到近郊去的人,只带当天吃的三餐粮食,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;到百里外的人,要用一整夜时间舂米准备干粮;到千里外的人,要聚积三个月的粮食。蝉和小斑鸠这两只小虫、鸟又知道什么呢。 小智(zhi)比不上大智,短命比不上长寿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?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。春生夏死、夏生秋死的寒蝉,不知道一年的时光,这就是短命。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做灵龟,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,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。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,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,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,这就是长寿。可是活了七百来岁的彭祖如今还因长寿而特别闻名,众人都想与他相比,岂不可悲! 商汤问棘,谈的也是这件事。汤问棘说:“上下四方有极限吗?”棘说:“无极之外,又是无极!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,有个大海,就是天池。里面有条鱼,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宽,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,它的名字叫做鲲。有一只鸟,它的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背像泰山,翅膀像天边的云;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,超越云层,背负青天,然后向南飞翔,将要飞到南海去。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:‘它要飞到哪里去呢?我一跳就飞起来,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,在蓬蒿丛中盘旋,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。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?’”这是大和小的分别。 所以,那些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,行为能够庇护一乡百姓的,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,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,他们看待自己,也像上面说的那只小鸟一样。而宋荣子对这种人加以嘲笑。宋荣子这个人,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,他并不因此就特别奋勉,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,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。他认定了对自己和对外物的分寸,分辨清楚荣辱的界限,就觉得不过如此罢了。他对待人世间的一切,都没有拼命去追求。即使如此,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。 列子乘风而行,飘然自得,驾轻就熟。十五天以后返回;他对于求福的事,没有拼命去追求。这样虽然免了步行,还是有所凭借的。倘若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,驾驭着六气的变化,遨游于无穷的境地,他还要凭借什么呢?所以说:修养最高的人能任顺自然、忘掉自己,修养达到神化不测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,有道德学问的圣人无意于求名。
沧州的南面有一座寺庙靠近河岸,庙门倒塌在了河里,两只石兽一起沉没于此。经过十多年,僧人们募集金钱(qian)重修(寺庙),便在河中寻找石兽,最后也没找到。僧人们认为石兽顺着水流流到下游了。于是划着几只小船,拖着铁钯,(向下游)寻找了十多里,没有找到石兽的踪迹。 一位讲学家在寺庙中教书,听(ting)说了这件事笑着说:“你们这些人不能推究事物的道理。这(石兽)不是木片,怎么能被暴涨的洪水带走呢?石头的性质坚硬沉重,泥沙的性质松软浮动,石兽埋没在沙上,越沉越深罢了。顺着河流寻找石兽,不是(显得)疯狂了吗?”大家信服地认为(这话)是精当确切的言论。 一位老河兵听说了讲学家的观点,又笑着说:“凡是落入河中的石头,都应当在河的上游寻找它。正因为石头的性质坚硬沉重,沙的性质松软轻浮,水流不能冲走石头,水流反冲的力量,一定在石头下面迎水的地方侵蚀沙子形成坑洞。越激越深,当坑洞延伸到石头底部的一半时,石头必定倾倒在坑洞中。像这样再冲刷,石头又会再次转动,像这样不停地转动,于是反而逆流朝相反方向到上游去了。到河的下游寻找石兽,本来就(显得)很疯狂;在石兽沉没的地方寻找它们,不是(显得)更疯狂了吗?”结果依照他的话去(寻找),果然在上游的几里外寻到了石兽。 既然这样,那么天下的事,只知道表面现象,不知道根本道理的情况(kuang)有很多,难道可以根据某个道理就主观判断吗?
白龙上天投诉,天帝说:谁叫你变化为鱼?现在来告状有什么意义?
泛读着《周王传》,浏览着《山海经图》。(在)俯仰之间纵览宇宙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呢?
忽然间宛如一夜春风吹来,好像是千树万树梨花盛开。
每年端午节都会下雨刮风,像是为屈原喊冤陈情。我想要找人谈谈这些心事,去玩只有屋舍南北的鹁鸠。
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,是自古就有的,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。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,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,这是很自然的规律。但是臣以为:小人并无朋党,只有君子才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。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,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,那是虚假的;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,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,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,即使是兄弟亲戚,也不会互相保护。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,他们暂时结为朋党,也是虚假的。君子就不是这样:他们坚持的是道义,履行的是忠信,珍惜的是名节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,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。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,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。始终如一,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。所以做君主的,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,进用君子的真朋党,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 唐尧的时候,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,君子八元、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。舜辅佐尧,斥退“四凶”的小人朋党,而进用“元、恺”的君子朋党,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。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,皋陶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。他们互相推举,互相谦让,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。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,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。《尚书》上说:“商纣有亿万臣,是亿万条心;周有三千臣,却是一条心。”商纣王的时候,亿万人各存异心,可以说不成朋党了,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。周武王的臣下,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,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。后汉献帝的时候,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,把他们视作“党人”。等到黄巾贼来了,汉王朝大乱,然后才悔悟,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,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。唐朝的末期,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,到了昭宗时,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,有的竟被投入黄河,说什么“这些人自命为清流,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”。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。 前代的君主,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商纣王;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汉献帝;能杀害“清流”们的朋党的,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;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。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,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,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。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,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,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。周武王时,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,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,谁也不及周朝;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,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。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,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。
屈原痛心怀王惑于小人之言,不能明辨是非,小人混淆黑白,使怀王看不明白,邪恶的小人妨碍国家,端方正直的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,所以忧愁苦闷,写下了《离骚》。“离骚”,就是遭到忧愁的意思。天是人类的原始,父母是人的根本。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源,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,没有不叫天的;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,没有不叫父母的。屈原行为正直,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,谗邪的小人来离间他,可以说到了困境了。诚信却被怀疑,忠实却被诽谤,能够没有怨恨吗?屈原之所以写《离骚》,其原因大概是从怨愤引起的。《国风》虽然多写男女爱情,但不过分而失当。《小雅》虽然多讥讽指责,但并不宣扬作乱。像《离骚》,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。它对远古上溯到帝喾,近世称述齐桓公,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,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。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,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,无不完全表现出来。他的文笔简约,词意精微,他的志趣高洁,行为廉正。就其文字描写来看,不过寻常事物,但它的旨趣是极大的(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),举的是近事,而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深远。由于志趣高洁,所以文章中称述的事物也是透散着芬芳的,由于行为廉正,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力所容。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,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,浮游在尘世之外,不受浊世的玷辱,保持皎洁的品质,出污泥而不染。可以推断,屈原的志向,即使和日月争辉,也是可以的。
通往云台的栈道,一直伸向高深难测的幽冥之处,
听说朔方有很多勇敢而有谋略的人,而今天谁会成为像大将郭子仪一样的人?
注释
⑻难堪雨藉:难以承受雨打。
[21]井干(hán寒):原指井上的栏圈。此谓筑楼时木柱木架交叉的样子。烽:烽火。古时筑城。以烽火报警。橹:望楼。此谓大规模地修筑城墙。营建烽火望楼。
王孙:盼其归来之人的代称。
4.治平: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
48.之:代词,指种树之“道”。官理:为官治民。理,治理,唐人避高宗李治名讳,改“治”为“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