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幽静的山谷里(li)看不见人,只能听到那说话的声音。
夏桀行为总是违背常理,结果灾殃也就难以躲避。
照这样说来,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?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,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。而人们的品行,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,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,有善行恶行相(xiang)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,有实际大于名望的,有名过其实的。好比用人,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,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?能不受迷惑,不徇私情,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。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,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,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。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,难道不是如此吗?
精雕细刻的栏杆、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还在,只是所怀念的人已衰老(lao)。要问(wen)我心中有多少哀愁,就像这不尽(jin)的滔滔春水滚滚东流。
山水的轻(qing)灵让人愉悦,使其在山水之中游历而忘记回去。
忽然之间,已经是细雨飘飞的春天了。蚤通早。梦雨,春天如丝的细雨。
挖开畦埂清水分灌田垄,绿柳丛中盛开几树红桃。
此时(shi)将士的妻子在高楼,哀叹何时能见远方亲人。
黎明时分从那长安出发,傍晚已经越过陇山之颠;
雄鹰不与那些燕雀同群,原本自古以来就是这般。
(孟子)说:“没有长久可以维持生活的产业而常有善心,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,至于老百姓,没有固定的产业,因而就没有长久不变的心。如果没有长久不变的善心,(就会)不服从约束、犯上作乱,没有不做的了。等到(他们)犯了罪,随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,这样做是陷害人民。哪有仁爱的君主掌权,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?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老百姓的产业,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,下能养活妻子儿女;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,年成不好也不致于饿死。这样之后督促他们做好事。所以老百姓跟随国君走就容易了。如今,规定人民的产业,上不能赡养父母,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,好年景也总是生活在困苦之中,坏年景免不了要饿死。这样,只把自己从死亡中救出来,恐怕还不够,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?大王真想施行仁政,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?(给每家)五亩地的住宅,种上桑树,(那么)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;鸡、小猪、狗、大猪这些家畜,不要失去(喂养繁殖的)时节,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;一百亩的田地,不要(因劳役)耽误了农时,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;重视学校的教育,反复地用孝顺父母,尊重兄长的道理叮咛他们,头发斑白的老人便不会再背着、顶着东西在路上走了。老年人穿丝衣服吃上肉,老百姓不挨饿受冻,如果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,那是没有的(事情)。”
口渴也不能饮盗泉水,热也不能在丑陋的树木下歇息。恶木也有枝,志士却多苦心。志士整理马车恭敬地遵奉君主之命,驱马将要远行。时势所迫,饥不择食,寒不择栖。时光已经逝去,而功业却还未建立。高耸的云朵接岸而起,树木的枝条随风鸣叫。在幽谷底沉思,在高山顶感慨悲伤。乐器绷紧了的弦发不出缓弱的声音,而节操高尚的人就犹如这急弦,谈论问题常常直言不讳,常常不为君王所喜,不为世俗所容,得不到认可。人生处世真不容易,如何才能放宽我的胸襟呢?眷顾我耿直的情怀,与古人相比真是感到惭愧。
从美人登发上的袅袅春幡,看到春已归来。虽已春归,但仍时有风雨送寒,似冬日徐寒犹在。燕子尚未北归,料今夜当梦回西园。已愁绪满怀,无心置办应节之物。
花落花又开,柳叶绿又衰,花开盛衰无穷尽,与我此时情相近。
陈元方十一岁时,去拜会袁公。袁公问:“你贤良的父亲在太丘做官,远近的人都称赞他,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?”元方说:“我父亲在太丘,对强者用德行去安抚;对弱者用仁慈去安抚,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做事,久而久之,大家就对他老人家更加敬重。”袁公说:“我曾经也当过邺县县令,正是做这样的事情。不知是你的父亲学我,还是我学你的父亲?”元方说:“周公、孔子生在不同时代,虽然时间相隔遥远,但他们的行为却是那么一致。周公没有学孔子,孔子也没有学周公。”
孔子说: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,用刑法来整治百姓,百姓虽能免于犯罪,但无羞耻之心。用道德教导百姓,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,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。”老子说:“最有道德的人,从不标榜自己有德,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;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,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。法令愈加严酷,盗贼就愈多。”太史公说:这些说得都对!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,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。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,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,最为严重的时候,上下互相推诿责任,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。在当时,官吏用法治,就好像抱薪救火、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;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,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?在此种情况下,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。所以孔子说:“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,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!”老子说:“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。”这不是假话。汉朝初年,修改(gai)严厉的刑法,改为宽松的刑法,废除法律繁杂之文,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,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,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,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,百姓平安无事。由此看来,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,而不是严酷的刑法。
如果不是修龙舟巡幸江都的事情,隋炀帝的功绩可以和大禹平分秋色。
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,是自古就有的,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。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,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,这是很自然的规律。但是臣以为:小人并无朋党,只有君子才有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。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,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,那是虚假的;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,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,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,即使是兄弟亲戚,也不会互相保护。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,他们暂时结为朋党,也是虚假的。君子就不是这样:他们坚持的是道义,履行的是忠信,珍惜的是名节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,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。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,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。始终如一,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。所以做君主的,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,进用君子的真朋党,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 唐尧的时候,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,君子八元、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。舜辅佐尧,斥退“四凶”的小人朋党,而进用“元、恺”的君子朋党,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。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,皋陶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。他们互相推举,互相谦让,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。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,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。《尚书》上说:“商纣有亿万臣,是亿万条心;周有三千臣,却是一条心。”商纣王的时候,亿万人各存异心,可以说不成朋党了,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。周武王的臣下,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,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。后汉献帝的时候,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,把他们视作“党人”。等到黄巾贼来了,汉王朝大乱,然后才悔悟,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,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。唐朝的末期,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,到了昭宗时,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,有的竟被投入黄河,说什么“这些人自命为清流,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”。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。 前代的君主,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商纣王;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汉献帝;能杀害“清流”们的朋党的,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;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。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,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,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。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,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,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。周武王时,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,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,谁也不及周朝;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,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。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,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。
注释
三分:天下分为三个国家(即魏、蜀、吴三国)。
行:一作“游”。
覈(hé):研究。
(13)史:史官。书:指史籍。
1、齐孝公:齐桓公的儿子。鄙:边远地方。